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观察者网举办的“中国经济季度观察”活动。我做了40多年的改革研究，这项工作要求把短期问题和中长趋势相结合来寻找答案。今天我想就“以结构性改革释放消费升级潜力”的主题做一点讨论。

为什么要做这个讨论？在筹划下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重大举措之际，我认为制造业转型和消费结构转型正是下一阶段经济转型升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大任务。

首先讲我的三点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尽管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3.7%，同去年全年82.5%相比有一定差距，但依然高于去年同期的66.6%。消费已成为拉动增长的第一动力。

第二个判断是，服务型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带动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突出亮点。尽管今年一季度有些数字看起来不太令人满意，比如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7%，而去年同期是5%以上；但有几个数字还比较好，比如今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12.7%，是去年同期（6.2%）的一倍多；全国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43.3%，高于去年同期的41.7%。结合这两个数据观察，服务型消费正在或已经开始成为消费结构升级的突出亮点。第三个判断是，服务型消费成为主导性消费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大趋势。尽管现在的消费预期不好，投资有所下滑，尤其是今年一季度民间资本投资占比从去年同期的54.56%下降到51.58%，同比下降了约3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很大的结构性问题。但是各方估计到2030年，中国服务型消费占比将超过一般商品性消费，将达到51%、52%，甚至有的预测还更高一点。我估计超过50%的概率会比较大。未来几年，中国服务型消费将是各方关注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到2030年，14亿人口的服务型消费占比能达到50%以上，这意味着服务型消费将至少拉动GDP增长2个百分点。

核心问题在于，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结构性矛盾较多，需要以结构性改革破解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对此，我简单讲四个观点。

1. 新发展阶段需要客观看待消费与投资关系

——投资与消费关系面临着的突出矛盾。12年前，我在总理座谈会上建议，“投资是关键，消费是基础”这句话原则上没错，但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存在着不同内涵，有时候消费反而可能成为关键。为此，我也曾建议对这句话进行修改。但是它已经成为十几年来宏观经济中分析投资-消费关系的一个基本观点。中国是一个转型大国，对于拉动GDP增长的意愿相当强烈，而通过投资拉动增长的速度比较快，但是消费拉动增长来得慢。

经济学界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消费能拉动经济增长，非洲不早就富起来了吗？我认为可能需要重新讨论、商议的问题是，在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第一动力、服务型消费成倍上涨的背景下，能否通过消费结构升级，使得服务型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突出亮点、成为主导性消费？

目前，我国投资与消费关系的突出矛盾是服务型消费的投资需求明显增大而服务业投资占比有所下降。从今年一季度的指标来看，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仅为0.8%，明显低于去年一季度的3.6%。

——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调整投资结构。从现实看，投资结构调整滞后于消费结构转型升级进程，加大了服务型消费“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中国进入老龄社会，社会主要矛盾变了，人的需求变了，在医疗、教育、文化信息、旅游等领域的需求增加了。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研究估算，2021年我国城镇地区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保障缺口规模约为9200亿元，2030年将达到近2万亿元。应当说，消费结构升级已对投资体制、投资结构优化提出现实而迫切的需求。

——要通过消费结构升级创造新的投资需求。未来10年，制造业智能化、服务化发展的特点相当突出。这来源于两条：一是科技革命；二是大众的消费需求。2023年，我国大健康产业规模约为14.48万亿元，预计到2030年将上升到29.1万亿元。为此，我笼统地提出三条建议：第一，对不利于结构转型、尤其是消费结构升级的某些政策予以调整，以减少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某些干扰；第二，全面清理现有不利于消费释放，尤其是服务性消费释放的各类限购、限贷、限价等相关政策；第三，整合支持消费的相关举措，着力解决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供需错位的问题。

2.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增长与分配的结构性矛盾

——以稳就业稳收入。稳就业是稳收入的基础，稳就业是稳收入的当务之急。就业问题不能小视，这个问题背后的矛盾相当突出，不仅是某个年龄段群体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这两天大家热议的一个数据是“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6.8%”，是因为失业问题减少带来的改善，还是有别的原因？

——以稳企业稳就业。说到稳就业，现在有两件事特别重要：一是稳企业，尤其是稳民营企业；二是稳就业的核心在于稳中小企业。疫情三年来，中小企业面临比如物业费交不起等许多困难。在支持企业方面的政策应该说力度还需要加大。为此，需要调整扩大就业的相关政策：一是要出台扶持与服务业就业相关的政策。我们看到，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后，尤其是随着未来机器人的发展，制造业吸纳的就业比重将大幅下降，但服务业吸纳就业比重将大幅上升，此外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提升也同时提高了服务价格。我去年在香港用餐，100多港币的葡萄酒开瓶费每瓶就要500港币。也就是说，服务业就业拉动了服务价格的上涨，同时提高了劳动者的就业水平。我国整个经济结构都在调整，需要特别重视服务业就业对于就业结构和国民收入结构的改变；二是要重视中小企业在扩大就业中的主体地位；三是要加大公共消费占比。公共消费既是居民安全消费的重要保障，也是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措施。目前我国的公共消费占比还不到40%。尤其是我接触到的一些农村贫困家庭，现在医疗保险缴费涨到每人每年380元，一家五六口人，负担实在太重，缴费都很困难。这是个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

3.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城市和农村的结构性矛盾

——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我在2008年提出，要“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但是到现在也没实现。如果让3亿农民工真正享受市民的待遇，释放他们的消费潜力，那么其带来的增量消费需求有望超过12万亿元。

——改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10年前，国务院就提出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当前，在谋划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中，能不能提出这方面的改革举措，在有条件的地方全面支持实行居住证制度？由此，真正改变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加大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受服务型消费供给、消费环境、消费设施等影响，农村服务型消费的潜力尚未有效释放。例如，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水平为0.72万元，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45.71%。要真正落实社会保障的兜底功能和保障功能，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不增加居民负担的前提下，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补偿标准，提高农村养老保险补贴、农村高龄补贴标准等。

4. 以结构性改革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进程

——服务业市场开放的空间相当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加快服务业开放以后，这些年服务业开放总体进展比较快。但是同制造业相比，我国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距离实现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例如，2021年在22个服务贸易行业中，我国有12个行业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超过了OECD统计的50国限制指数平均值。由此，直接影响了服务业市场开放进程、服务标准与服务质量的提升。前不久，相关部委发布的两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服务贸易市场开放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比，仍有进一步压缩的空间。这就需要加大服务业市场的开放力度，以有效打通服务领域内外循环，进而形成以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活力释放经济增长活力、以服务贸易较快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服务业市场开放最核心的问题是对制度型开放提出新要求。为什么要推进制度型开放？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不仅是服务贸易的规则要求，是老百姓服务型消费的现实需求，也是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内在需求。

——要以制度型开放推动制度性变革。2024年是“消费促进年”。着眼于未来10年，我国消费结构升级能拉动经济增长2-3个百分点。若搞得好，将会推动制造业的变革，推动整个经济大结构的变革。所以，以结构性改革释放消费结构升级潜力，应该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任务。

总之，从一季度的相关数字看，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既需要调整相关政策，更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由此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